也许是巧合，也许是机缘，当邓九刚先生的《茶叶之路》出版后的7年，美国作家艾梅霞(MarthaAvery)同名作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了。与此相呼应，由邢野先生主编的《旅蒙商通览》也出版在即，导演王新民先生的长篇电视剧《大盛魁》和《茶叶之路》今年也要在呼和浩特开拍了。

    一、“茶叶之路”的文化与史学意义

    与“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几乎是一条鲜为人知的路。丝绸之路有2000多年的历史，世人皆知，“茶叶之路”从公元1689年正式成为一条商路，距今320年。想当年，大盛魁等旅蒙商从南方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走多伦、经棚、赤峰等地，终点站是俄国贝加尔湖一带乃至圣彼得堡。这条活跃了两个半世纪的国际商道，横跨欧亚大陆、绵延万里，在地球的北部镌刻了一条深深的文脉。然而，在当代人的记忆里，这条文脉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找不到它的痕迹。笔者近日查阅最新出版的《新全球史》([美]杰里·本特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洋洋洒洒上千页，突出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却只字未提横跨欧亚大陆的“茶叶之路”。

    拂去“茶叶之路”的尘埃，探寻历史真相，我们不禁发问：茶叶的力量真的能开通一条万里商道吗？茶叶有如此重要吗？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精品。茶叶经过“叶绿素”转换，直接将太阳能转化为人类生命的绿色能源。茶叶代表着绿色，代表着阳光，代表着文明，代表着生命。欧洲人的祖先与蒙古人一样，都是“游牧民族”，都以食肉为主，都有饮茶的传统。食肉为主的人群通过大量饮茶才能得到维持生命的绿色能量。所以，茶叶对于草原民族来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邓九刚所说“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艾梅霞所说“我的蒙古朋友有父母去世，下葬的时候总是在头下枕一块茶叶”都源于这种生命的渴求。

    与茶叶一起输出的还有用蚕丝织成的绸缎、用棉花纺成的布匹，它们都是纯天然的绿色产品。通过“茶叶之路”，中国人把绿色文明输往蒙古、俄国，然后扩展到整个欧洲。在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中华民族总是以和平方式输出文明，“丝绸之路”如此，“茶叶之路”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鉴于上述史实，笔者以为发现“茶叶之路”，填补了中华文明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的一段空白；研究“茶叶之路”会发现它的考古学、历史学等文化意义；再现“茶叶之路”，激活这段历史的记忆，是本土文化人的史命。

    二、“茶叶之路”的政治意义经济贸易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通过“茶叶之路”中俄之间进行贸易交往200多年，增进了两国的互相了解；大盛魁等旅蒙商们在当地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意义，也早已在上世纪20年代为蒙古国所认识。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中俄、中蒙之间加强交往，增进友谊，符合三国人民的利益，对欧亚地缘政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茶叶之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典范，成为我国向北开放、构建世界和谐的一笔重要的政治遗产。我们应该认真挖掘、整理，认识其价值意义。

    关于草原民族对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作用，艾梅霞在她的著作里写道：“要理解联结满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茶叶之路以及它们之间的贸易，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清俄之间的草原民族的贡献至关重要。是这些草原民族使得东西方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踏上历史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堆满了白骨、充满了荆棘的探险之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蒙汉回等众多民族兄弟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战胜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北方各民族强悍、勇敢的英雄气慨和敢于开拓进取、不断创新的阳刚之气；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在北国荒漠、在异国他乡奏响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凯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全新的内涵，为世界贸易史谱写了宏伟的章节。

    三、茶叶之路和旅蒙商现象的经济意义

    横跨欧亚的旅蒙商所经历的漫长历史，几乎可以与大清王朝的兴衰比肩，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经济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股份制”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旅蒙商通览》告诉我们，300多年前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归化城商业集团是我国最早出现的民营股份制企业，而且大盛魁的股份制不是向西方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大盛魁的股份制表现出中国人在企业制度建设方面的能力和智慧并不亚于西方，在股权性质、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等方面都是极为考究的；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是他们对“商号”和“信誉”的珍惜达到了甚于生命的程度。

    大盛魁能够积累起巨额资本，靠的是庞大的“公积金”——“公积金”制度是大盛魁的灵通宝玉。大盛魁在资本市场方面的运作可以用“如鱼得水”来形容。它在金融资本的周转、调拨和汇兑方面基本上是依靠自己的钱庄和票号来进行。所从事的行业除茶叶和金融外还包括典当、毛皮、牲畜、服务业、运输业、绸缎庄、瓷器等等，无所不有。内部管理极为严格，企业规章十分健全，透视出可贵的现代性、科学性。还有，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和严格用人制度是其成功制胜的法宝之一。

    茶叶之路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大批城镇在它的影响下萌芽、发育、成长。邓九刚通过他的著作告诉我们，这都是有据可查的。比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是迄今为止仍然在包头广泛流传的民谚。在茶叶之路催生下，由晋商与塞外游牧民族与回族共同培育起来的一批商城，在当时几乎是“平地冒出的城市”。

    四、茶叶之路及旅蒙商现象的现实意义

    发现“茶叶之路”，研究旅蒙商现象的目的在于开发其价值为当今所用。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不是一朝一夕几个人就可以完成的。然而庆幸的是呼和浩特地区一批像邓九刚、邢野、王新民等土生土长的文化人走到了一起。这是一批有责任心、有强烈使命感的文化人，有这样一批文化精英是一座城市的幸运，与他们相识相聚是一种精神的愉悦。

    其中我区著名影视导演王新民，决心把旅蒙商们在茶叶之路上发生的故事搬上荧屏，并借助影视剧的拍摄，提出了“大盛魁系列文化产业”的设想。现在“大盛魁文化创意园”已经启动，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掀开了内蒙古“创意产业”的序幕。这个项目以恢复呼和浩特历史风貌为宗旨，将影视基地、旅游基地、文化商城有机地组合到一起。

    与“乔家大院”不同的是这个项目充分体现了草原文化的多元性和国际性品格。蒙古族文化、伊斯兰文化、晋商文化在这里融为一体，藏传佛教“召城文化”与旅蒙商“驼城文化”在这里相得益彰。为了再现当年归化城外国商旅云集，各色人等荟萃的风貌，呼和浩特还将建有一些欧式、西域风情的楼宇，恢复塞外第一戏园———大观园，同时按照茶叶之路的线路，打造茶叶之路黄金旅游线。经过三到五年，把呼和浩特建成具有浓郁民族风情，草原文化特色鲜明的“艺术品”或大型旅游产品。呼和浩特市政府对此项目极为关注，在资金、土地、有关政策方面都提供了很大支持，希望第一期项目尽快落地。

    三百年前，“大盛魁”等旅蒙商号，走出山西，走出长城，走出国门，走向蒙古、俄罗斯，走向西方，表现出我们的民族挣脱了几千年的历史惰性和闭关锁国的桎梏，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让两种文明在草原上对话、对接。其间的过程是艰苦卓绝的，留给我们的精神启示是耐人寻味的。今天，我们要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大盛魁精神，传承“茶叶之路”的政治文化遗产，继续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努力在政治、经济、文化、商贸等方面与世界接轨，为构建和谐世界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开卷有益，《旅蒙商通览》就是这样一部融天下旅蒙商之说，汇百家商贾之事，纵横捭阖的大型历史文献。以存史，以教化，以资政。